幸存者·王长发:
两个姐姐被掳至慰安所
第三十二期

王长发

1923年生
上有两兄两姐
两个姐姐被掳至慰安所

(1/6)八宝前街虽名为“街”,实则是隐于龙蟠路的一条宽巷,便利店、菜市场、烧饼摊、炒货铺一字排开,分列左右。人们穿行其间,自行车铃铛声混着机动车引擎声不绝于耳,空气中尽是暖洋洋的烟火气息。 行至宽巷一半,72号院就在眼前了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长发正和邻居们围坐一处,享受着冬日午后的阳光,闲话着家常。
(2/6)93年前,王长发出生于南京杨公井红花地的一个七口之家,上有两兄两姐。父母开了一间小杂货铺,卖些日用百货为生。在王长发的幼年记忆中,“日本”成为绕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“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起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暴行,但当时没有具体概念。直到八九岁时看到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、抵制日货,很多爱国人士自愿前往东北抗日,我才开始对日本有依稀的印象。”
(3/6)1937年冬天,日本侵略军从中华门、光华门、通济门、中山门蜂拥而至,揭开那段悲剧的序幕,城里的百姓除了“逃”别无选择。王长发一家人随便收拾了些食品和换洗衣物,用被单一裹,逃到了位于宁海路的难民区。“那一块本来是一些军官政要的公馆区,战时全部开放收留难民。但是不少老百姓记挂着房子和家里物件,不愿在难民区久待,待了一阵子又悄悄回了家。” 日军进城短短一周,尸横遍野。“红十字会开着汽车收尸,整车整车拖。我们不敢轻易出门,因为在路上看见日本兵,隔很远就要点头鞠躬,不然可能下一秒一命呜呼的就是你。”王长发回忆至此连连摇头。
(4/6)难民区也并非绝对安全的所在。“日本兵隔三差五就来难民区抓人,手上有茧的、额头上有勒痕的年轻人都是他们的目标。”但有一天,王长发的两个姐姐也被掳走了。 “两个姐姐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,我记得有四五个日本兵用枪和刺刀指着她们,其中一个小头领一挥手说:‘走,两个一起。’我母亲拽着姐姐的衣裳,死活不放手,哭着问那些日本兵要带她们去哪里、做什么,小头领上前当胸一脚就把母亲踹开了,边拖姐姐边说‘给我们洗衣、做饭。’”时隔近80年,当年那一幕的每一处细节,王长发都记得异常清晰。 那天夜里,两个姐姐互相搀扶着回到难民区,王长发躺在被窝里,听着她们彻夜低泣。“我后来才知道,那天姐姐们被带去了一处临时慰安所,给日本人糟蹋了。”老人停顿半晌才又开口:“反抗不了,日本人有枪、有刀,我们有什么?人为刀俎我为鱼肉,你想反抗,除非豁出命。”
(5/6)家境贫寒又适逢乱世,王长发一直没机会进学堂念书,直到解放后进入三五二一厂,才在厂办的夜校里上了几年学。进厂那年,王长发28岁。“我们厂主要生产一些海陆空军的军事装备,像子弹袋、炮衣等等。”58岁时,为了让女儿顶职,王长发提前退了休。 老人一生育有5个女儿,在老伴罹患胰腺癌去世后一直独居,转眼已近30年。庆幸的是,老人身体康健,早两年还参加了一场公益跑活动,一口气跑了5公里。 说起长寿秘诀,王长发说自己信奉两句老话:“一是‘人老心不老’,心态好精神面貌才能好。二是‘天天百步走活到九十九’,生命在于运动。把自己照顾好,儿女们也能省心。”
(6/6)如今,王长发时常被各个学校邀请作报告:“南京大学、九中、北京东路小学的学生也会来家里坐坐,问问当年的故事。”老人笑道:“趁着自己腿脚方便、思维还清晰,我愿意多跟孩子们讲讲过去,讲到讲不动为止。”(腾讯大苏网新闻中心出品,转载请注明来源。)